冰淇淋店-柜台之后

当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国家时,很有可能会产生文化冲击和对处事方式的完全不熟悉,即便如此,我还是成功地开辟出了自己的一番小天地,就好像把它从新加坡移植到了美国马萨诸塞州。方法很简单——在冷饮店中通过训练当个出色的勺冰激淋的员工,我成功的站稳了脚跟。

我16岁时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冰淇淋店里,总共持续了一年。我的工资是一小时5新元,当时大约是等于3.5美金。新加坡是没有给小费的传统的,所以我并没有什么动力去做除了人工传递调味冷饮以外的事情,但由于那是我第一份工作,我很希望自己能把它做好。这份工作很符合我给自己设立的原则:不需要带帽子或其他尴尬的头饰,且没有早班。整个过程中并没有正式的面试,或者说,它根本就没有任何形式的面试。我在一本笔记本上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年龄和地址,两天后有人给我打了电话,询问我是否可以在那周晚些时候开始工作,就这样,我被雇用了。

那时我刚中学毕业,也没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所以头两个月我干劲十足地在一周内排满了五个10小时的轮次。对我来说,适应任何新的环境都需要两周左右。当值时,如果我没有在勺冰激淋给客人时,我就会举着我的手臂,弯着手肘和手腕,摆出像一只奇怪的霸王龙一样, 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姿势。

冰激淋店本身非常小,只能放得下一个冰激淋展示柜,一个花岗岩料理板,三张客桌和一些室外的椅子。我们的商业模式和酷圣石(Cold Stone Creamery)基本一致——从小熊软糖到MM巧克力豆到布朗尼碎,你可以从多种不同的馅料中选择一些打入冰激淋内。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宰客的手段,因为你得到的冰激淋会少很多,而且你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咀嚼,而不是享受味道。同时,这也使我的工作更加艰难,因为我必须记住各式各样的点单。顾客们在选择前会沉思良久,然后又改变主意,就好像他们不是在买一份价值4新元的几分钟之后就会消失的食物,而是在买一栋房子。

工作日的下午,附近两所中学的学生都会三两结伴涌入店内,叽叽喳喳闲谈几个小时。圣婴天主教女校,和男校,圣帕特里克学校是由一条人行道连接相对面的。大家都喜欢开玩笑,说这条路架起了女生和男生互动的桥梁,也是放学后约会的见面地点。

女生们会解开系在蓝色校服上的腰带,舒适随意的坐姿为冰激淋提供空间。这虽然并不是很淑女的行为,但我很明白也支持女生们对舒适的需求。男生们呢则会解下他们的领带,敞开白衬衣上的两颗扣子, 舒适的享用他们的冰激淋。这些学生只比我小两三岁,但我会无形中觉得有一种轻微又复杂的优越感,毕竟我已经远离了中学的数学作业和在升旗仪式上检查制服的世界。另一原因是我站在比他们高的站台, 可以从高处俯视他们,微笑着递给他们冰激淋。
唯一的弱势就是他们随时可以离开店铺,而我还得留在柜台后的岗位上继续工作几个小时。

开学后,我不再那么频繁地工作了,我和朋友希尔维亚时常都会坐在店里写作业,而我的经理凯文也会为我们不断提供冰激淋。在我们学习的间隙, 我们会轮次的在停车场骑着凯文的小轮越野自行车一圈又一圈的嬉戏。

最后当我辞职的时候,我的时薪比我刚入职时足足多了15分呢。

***

23岁时,我的第六份工作是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冰激凌店里。我的工资是9美金一小时加上小费,以及无限量的免费冰激淋。托斯卡尼尼有一个从地上延伸到天花板窗玻璃的贴纸,骄傲地号称这是纽约时代周刊选定的“世界上最好的冰激淋”。大多数人并不会提到这一点,但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些自信心爆棚的人踱步到柜台前,大声说:“世界最好的,对吧?应该能好吃到上天,是吧?”起初,我只能一边紧张地傻笑一边说:“我猜是的吧……”但后来我会简单地回答:“当然!”

迈克和哈里,我最喜欢和他们一起工作。他们是一对接近30岁的兄弟,住在奥尔斯顿,工作时总喜欢带着无檐毛线帽。他们的口头禅包括“马上来”,“恶心”,和“你这家伙”。我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毛线帽兄弟”,他们还总是通过头顶的喇叭播放他们最喜欢的另类摇滚。

即便是十二月,我的老板格斯依然会穿着夏威夷式的短袖和短裤来做冰激淋。他是一个有趣的群居人类,有着众多的朋友和追随者,总是问他在不在店里,就好像他不是一个冰激淋师,而是一个政客。我会走进后面的办公室,告诉格斯有人找他。“我才刚刚坐下!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消停呀?”他会这样大叫,然后身体却诚实地离开座位,走出去和朋友们说话。

我离职的时候对自己发誓,我的冰激淋冒险一定要就此结束。这不是最难的工作,但你确实会面临腰疼,冬天的长队和难缠的顾客等各种问题。它真的教会了我要尊重和善待服务人员,即便他们没有展现出最最友善的一面。我建议每一个青年人都花一段时间在小吃店或者咖啡厅工作,来体验柜台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Kindly share with your friends: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